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中的两大重要支柱，也是支持扩大内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两大重要手段。

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发挥乘数效应扩大总需求，稳健的货币政策可通过货币信贷、利率等政策作用于经济，二者协同发力相辅相成创造宏观政策空间，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在稳定经济、促进增长、调整结构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任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更需要协同发力。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精准有效。通过二者的“协奏”，更好地引导资源配置，优化经济结构，激发市场活力，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华彩乐章贡献更多力量。

打好“组合拳”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今年以来，宏观政策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处于宏观调控政策基础地位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的总基调下，协同配合、靠前发力、有效落实，巩固和增强了经济回升向好的态势。

从财政政策看，我国实施了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一揽子积极财政政策，不仅在当前有力扩大需求，拉动投资和消费，长远看还能够有力支持实体经济多元化布局，推动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从货币政策看，强化逆周期调节，综合运用利率、准备金、再贷款等工具，切实服务实体经济，有效防控金融风险，为经济回升向好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与此同时，近年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联动也不断加强，政策合力不断释放。一是熨平日常财政收支的影响，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央行”）持续加强日常的流动性管理，做好对财政收支变化的跟踪预判，灵活运用公开市场逆回购等工具进行对冲，在有效配合财政政策实施的同时，保持了流动性的合理充裕。

二是支持政府债券集中发行。例如，央行在货币政策操作中广泛使用国债、地方债作为质押品，配合财政部积极开展国债做市支持操作，提升政府债券二级市场流动性，不断增强投资吸引力。

三是协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货币政策通过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可有效引导银行优化信贷结构，进一步增加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资金供给，与财政政策协同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值得一提的是，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也是今年我国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在行动方案落实的进程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高效协同，引导市场主体参与。例如，财政部预拨中央财政资金64.4亿元支持汽车以旧换新；央行设立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激励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重点领域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项目的金融支持力度。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华德榜创始人宋向清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近年来，我国通过不断优化财税管理体制、信贷管理体制，加强法治建设、提高透明度和效率等，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财政基础、信贷基础和有效的经济调控手段，助力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强化财税金融支持

2023年12月份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落实金融体制改革”。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落实金融体制改革部署，加大对高质量发展的财税金融支持”。

财税体制改革是关系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变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于1994年、2014年进行了财税体制改革。其中，1994年实施的工商税制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税体制的基本框架。2014年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我国预算管理制度不断改进，税收制度日趋完善，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逐步建立。

财税体制改革蹄疾步稳，我国财政实力不断增强。公开数据显示，从2012年至2023年，我国财政收入从11.7万亿元增长至21.68万亿元，支出规模从12.6万亿元增加至27.46万亿元，财政“蛋糕”越做越大。

今年以来，超长期特别国债“开闸”发行、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不断落实等一系列财政政策举措落地起效，这也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成效的最新体现。

今年3月份，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蓝佛安在《坚定信心 真抓实干 扎实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下简称《文章》）中提到，“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目标要求，坚持分税制改革基本原则，并与党的十八大以来财税体制改革成果相衔接，持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此次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也仍将在分税制原则下进行。“分税制旨在理顺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和个人的关系，充分调动和发挥各方积极性，提高财政整体效能。”宋向清表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预计将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文章》也提到，“研究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探索建立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研究完善财政体制，加快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健全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锋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重心在于充分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其中，适度稳定转移支付规模，是可以考虑的选择之一。

从税种改革的方向来看，今年3月份发布的《关于202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提到，“推动消费税改革，完善增值税制度”。

消费税方面，早在2019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印发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就曾明确，“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为主要改革措施之一。

重要的是适度扩围、促进税收公平。宋向清表示，期待能够调整优化征收范围、税率，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以适应新的消费模式和环保需求。

增值税方面，《通知》提出，“保持增值税‘五五分享’比例稳定”“调整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

“重要的是简并一般纳税人税率，充分发挥增值税作为‘中性税种’在促增长、提效率方面的积极作用，按照‘宽税基、低税率、少优惠、严征管’最优税制的原则推动我国第一大税种的进一步完善。”白彦锋说。

坚持支持性货币政策为经济持续回升提供保障

财税体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向来也被视为改革路上难啃的“硬骨头”。在财税体制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其协同发力对于推动改革进程、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也至关重要。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提供金融支持。

在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看来，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过程中，也应继续支持支持性的货币政策。因为现阶段只有坚持支持性的货币政策，才能为我国经济健康发展、持续回升提供有力保障。

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方式，调节市场流动性，确保财政政策的顺利实施和资金的有效流动，并适时调整政策利率，促进实体融资成本下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此外，也可以通过设立结构性工具的方式，配合税制改革。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近期表示：“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快速发展，债券市场的规模和深度逐步提升，央行通过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投放基础货币的条件逐渐成熟。”

随后在7月1日，央行宣布决定于近期面向部分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开展国债借入操作。

从最新进展来看，央行已与几家主要金融机构签订债券借入协议。目前已签协议的金融机构可供出借的中长期国债有数千亿元，央行将采用无固定期限、信用方式借入国债，且将视债券市场运行情况，持续借入并卖出国债。

国债兼具财政属性和金融属性，央行将国债买卖纳入货币政策工具箱也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配合的重要体现，在提高财政政策效能的同时，进一步提升了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效率。

“央行将使用国债作为货币政策工具，通过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灵活地投放和回收基础货币，以调节市场流动性。通过在二级市场操作，央行可以有效引导市场预期，增强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减少市场波动。”明明说，这也能够更好防范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实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同发力，有助于平衡经济增长和风险防控，促进经济平稳运行。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债券市场规模和深度逐步提升，在公开市场操作中逐步增加国债买卖进入政策视野。这种方式可以实现买卖双向运作，与其他工具综合搭配，可以共同营造适宜的流动性环境。

如前所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中的两大重要支柱，是支持扩大内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两大重要手段。在当前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加码、货币政策配合的组合式“协奏”，有望逐渐成为政策主流。可以相信，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强大助力下，中国宏观经济必将得到很好的治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将梦圆。